文/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王吉鹏

企业文化理论之父、世界百位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之一、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实战派管理咨询专家——埃德加·沙因，于美国时间2023年1月26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5岁。沙因教授首创了“企业文化”的概念，曾为苹果、花旗银行、宝洁、摩托罗拉、惠普、壳牌、DEC、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知名企业和组织做过管理咨询。其经典著作《职业动力学》、《组织文化与领导力》、《职业基准》、《组织心理》被美国许多知名大学列为MBA重要参考书目。透过一本本著作，沙因帮助并影响了无数的企业家和管理者。

沙因在大众意义上的知名，是因其创造的“沙因文化模型”，也被人们称为“洋葱”模型。清华大学杨斌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但凡你学习过组织行为学或者读过“管理学”相关书籍，都应该听过这个模型。”通过这个模型，管理者可以找到解决企业生存与发展关键问题的启示。

沙因指出：文化越强大，组织越有效。领导者所做的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建和管理文化。

沙因指出：总的来说，在年轻公司中，领导力创造了文化；而在中年组织或老牌组织中，文化则反过来定义并限制了组织可接受的领导力。

沙因对组织文化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自己文化的深层本质提供了工具，企业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变才能适应新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改变战略、组织结构、管理系统。

大师陨落，重温大师的思想，就是对他最好的缅怀。

好了，核心问题来了，为什么现代中国没有产生相对著名的管理理论?为什么现代中国没有诞生可以享誉世界的管理大师？

有人这样总结过原因：

首先，现代管理学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所以这套理论是从工业化开展的国家发轫的，而中国并没有进行工业革命，所以失去了先机。

其次，现代管理的理论的作用是用来发展经济，所以谁的经济发展得好，谁就有对他人“传授经验”的资本。那么显然的是，西方经济在近代占据完全领导地位。

第三，从文化上讲，中国人的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提留在混沌状态，即万事求心解。不求实际的那些纲领什么的，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虽然先进，但是却没有实践理论。

我们知道，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即实践对理论具有决定作用。一方面，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发展动力，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践。理论对实践有反作用，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错误的理论则有阻碍作用。我们需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不能任意割裂两者的辩证关系，孤立地强调一个方面。

经济发展推动管理理论发展和演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为管理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保障，管理实践的发展是管理理论创新的源泉。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造就了无数成功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有企业家精神的弘扬；但是国内系统的管理理论基本上是舶来的，很遗憾也很无奈。当然了，理论不分出处，管用就行。

美国经济发达，诞生了科学管理、企业文化等管理理论；GE、微软、苹果牛叉，其管理方法就横扫世界；日本人经济崛起，出现了全面质量管理等理论；丰田、京瓷牛叉，其管理方法就横行中国。中国也经济腾飞了很多年，除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有了一些零散的管理方法传世以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有成熟的管理理论诞生，更谈不上向外的管理思想和理论输出了。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管理研究领域不出管理大师，管理实践领域热衷于跟风国外和痴迷于术术，恐怕是症结所在。

过去的中国管理理论，典型的如基于“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取材于“儒、释、道”中的片言只语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往往停留在经验的总结和应用，它们成为企业家们口口相传的经商之道，却因人而异，缺乏普遍真理。大量被供奉的、经不起推敲的所谓“企业家语录”，在一定程度上更强化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和西方人眼中的落后者形象，也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更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虽然，今天中国有很多企业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有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一些“中国模式”案例也在被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教育机构关注和学习，但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可供全球借鉴应用的经典管理理论，中国也还没有诞生所谓的管理学大师。

中国经济的腾飞为管理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但实际上，管理理论在研究方面相对世界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实践方面也没有得到企业和社会的承认，张瑞敏就说过中国的企业现在也没有自己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理念大发展的前夜。中国企业陆续登上国际舞台的今天，一些“中国模式”引发世界各地的关注和学习。但从落后的学习者、追赶者，变成超越追赶的领先者，中国管理学还需要有特定的与此发展情景相结合的现代理论凝炼。

时代呼唤中国本土管理学家出现，呼唤本土诞生影响世界的管理理论。

今天，我们学美国管理、学日本管理，动辄彼得德鲁克、稻盛和夫，唯独缺中国的。不久的将来，随着国内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的成熟，将会诞生更多、更加卓有成效的管理理论，会有更多的管理学者、专家推卸掉纷繁复杂的企业日程管理琐事，把自己解放出来，成为管理大师，信心百倍、心无旁骛地从事各种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

理论的残缺甚至空白，已经是时代之痛，被认为是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企业普遍感到的还不是无力感，而是无处着力的迷茫感。2015年，任正非在华为公司接受福布斯英文网专访，当被问到对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看法时，任正非回答说：“创新是要有理论基础的。如果没有理论的创新，就没有深度投资，很难成就大产业。”这里所说的理论基础应该包括了科研、思想、管理等领域。

人民大学包政教授在谈到中国原创理论体系的创建时说过：“中国至今为止只有历史小说家、财经小说家，包括我在内，还没有出现基于中国实践真正的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不用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思想家。这是我们无法真正学习到企业成功之道的原因。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传说，学习到的是这种传说带来的启示。”

西方的管理经验、管理理论、管理思想有符合其自身产生、发展的水土和历史文化渊源，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国内，往往会发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经济社会发展高歌猛进，管理理论、管理思想却步履蹒跚，管理实践长期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发展之路必将走到尽头。当代中国在经济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的同时，如果不能形成源于中国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也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宏图大略极不相称。

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责任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要实现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管理研究必须融入中国情境，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哲学反思和现代化解读基础上，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现实问题，关注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才可能寻求到中国管理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科学路径。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阻扰我们对中国管理实践更深刻的理论探索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都太浮躁了，学术环境也太浮躁了，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专注地、好好地做下去。真正深入的管理研究，需要有一些有造诣的人走进管理实践、肯坐下来深入专研。

在中国，管理学真正的突破首先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强大。他们强大了，他们的言论或实践总结就可能升华出强大的理论，他们的经验就可能为伟大的理论背书。没有他们的强大，中国管理学一定不会强大。其次，要靠理论总结。理论怎么总结？没有高度的理论洞见，流行的实证研究不可能在本质上产生有突破性的理论。所以，中国现在需要从管理实践中总结出西方理论不能解释的、或者是西方理论解释的跟中国管理实践很不一样的东西，这时候可能会产生真正的中国的管理理论的突破，但这一定要求研究者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的管理实践当中去。然而，在各种学术GDP的竞赛环境下，现在我们很多人不屑做这样的深入研究，因为无法快速出成果，也难出成果,而且还很艰苦，因为跟踪一个企业可能需要三五年、甚至十年才有研究成果出来。另外，要出这样的成果，还需要有较高的学识、社会经验和理论造诣。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管理学界的机会。华为、BAT、海尔、宁德时代、海天味业、伊利乳业、顺丰控股、广联达、招商银行、中国航天、国药控股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公司。中国有这么独特的实践，能不能在里面挖掘出宝藏，就看我们有没有本事。

虽然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管理学理论，但在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内的包括许多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在管理学上的造诣也同样不菲。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中，管理大师也一定诞生于少数人中，并且往往是抛弃物质生活享受，甘愿像少林寺扫地僧般默默潜心研究学术的人。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一定会涌向出现代管理大师，即便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实现，具有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国人也会培养下一代人出现管理大师的。

如何才能产生理论，出现大师，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关键节点：

源于企业实践：读沙因的著作，你会发现，整个理论的提出和叙述过程，就表现为对GE、沃尔玛、索尼、3M等企业案例（实践或事实）的分析过程。离开这些企业的实践，看不出其他的理论来源，离开这些案例分析，也看不到其他的理论论证或表述。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和表述，也就是对壳牌、通用、IBM、沃尔玛等企业实践的分析。毋庸置疑，中国经济拥有最丰富、最多样的企业实践和样本，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可比拟的。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崛起，这些企业实践和样本，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中国经济原生态，是诞生管理理论的一座超级富矿，富甲天下。

源于杰出的研究者：企业实践现象铺天盖地、纷繁复杂、异彩纷呈，惟有沙因、德鲁克这样杰出的观察家和研究者才能从中识别规律、形成理论。没有沙因这样杰出的学者，企业文化理论估计也不会诞生。当前中国的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总体令人失望，枉对一个大好时代。但我们发现，中国的管理学界还是存在着一些格高气清、志趣高蹈的“知识隐士”，他们有着卓越的思想、深厚的功底、刻苦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品格和作风。他们像一个个明珠，低调地散落在各个角落。如果这些研究者能够走到管理学研究舞台的前台，形成一种集群效应，很快就可以形成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璀璨风景。更何况，炎黄子孙、代不乏人，社会有需求、时代有召唤，就一定会涌现出杰出的研究者。

源于理论建构：从灵感捕捉、思想萌芽，到理论的提出，再到逐步完善，建立符合学术规范的管理理论。如果建立不起系统的、经得起学术规范检验的理论，仅仅是一些闪光的思想、观点、看法、感觉，是很难形成持续性影响的。国势使然，无限丰富和多样的企业实践及样本+杰出的研究者，一定会诞生杰出的管理理论。

源于教育与传播：企业文化四重奏图书出版后，迅速流传开来，在全球商业媒体、商学教育、出版界和企业界形成一股学习、研究、传播的浪潮。正是这股教育和传播的浪潮，把企业文化理论推到了风靡全球的地位。

源于应用效果：随着教育和传播的展开，全球企业界、管理咨询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和应用企业文化理论的实践热潮和咨询热潮。科学管理在福特汽车上的应用效果、精益生产在丰田上的应用效果，最终确立了科学管理理论和精益生产理论的历史地位，平衡计分卡、流程再造、EVA&VBM（价值管理）、基业长青理论、核心能力理论等的广泛应用，是这些理论得以最终确立地位的重要一环。华为、小米、阿里、腾讯、美的、蜜雪冰城、海底捞、恒瑞医药、万华化学、厦门建发、华润、平安、复星，以及中国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专精特新、优质企业、隐形冠军……一系列中国企业的崛起、全球化扩张和本领域深耕自强，本就是从中提炼出管理理论的重要实践源泉，效果已然自证。基于中国经济和商业实践而抽象升华出来的管理理论，其实践效果已经就在理论诞生的过程之中了。在中国，这些管理理论和成功经验，很容易通过教育和传播，形成社会性的应用热潮。

中国产生管理理论并形成世界性影响的时代，到来了！未来20-30年，世界商学流派里应该出现一个中国学派，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现象或事件之一。

展望未来20-30年，205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了美国，雄踞全球第一；世界500强企业名单里出现大量的中国企业；中国人的制造业、采购和消费取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胜于今。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的逐步走向世界、中国市场在世界经济里扮演的举足轻重地位，造成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世界性影响和传播，一场东方文化复兴，风吹全球。

2030-2050年的世界各大商学院：主流学说和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和企业实践，必须经得起中国经济实践的证实或接受证伪，否则就会缺乏说服力、形不成影响力。各国商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即便是思考他们本国企业和经济，也难以避免地言及中国、讲中国故事、分析中国案例，就像过往几十年中国人言必称美国一样。中国的商业案例，成为世界各大商学院的热门教学内容。以前人们一张口就是迪斯尼、麦当劳、西南航空、GE、苹果、摩托罗拉、诺基亚、通用汽车、柯达、花旗银行，我们希望将来人们一张口就是华为、腾讯、小米、大疆科技、科大讯飞、恒安国际、宁德时代、比亚迪、蔚来汽车、顺丰控股、雪花啤酒等等中国企业及它们的管理实践。

到那个时候，基于中国情景的企业案例、管理思想、理论体系、著作文献，将成为世界各大商学院的必修课，中国的管理大师将在全球声誉赫赫。以中国经济实践和商业样本为基础、中体西用的中国管理理论丛林，将蔚为大观。

本文已刊登在《中外企业文化》杂志2023年第三期